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涛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减速趋势。对比金融危机前后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数据，仅有美国大致恢复到经济危机前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外贸需求下降，全球贸易总量萎缩，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速远低于金融危机之前两位数增长的水平。反映全球经济景气程度的PMI指数和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屡创新低、持续低迷。可以预见，全球经济复苏依旧艰巨。国际经济的严峻形势给正处于速度换档、结构调整时期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大挑战。

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在需求侧上主要表现为投资乏力。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受产能过剩抑制，房地产投资在去库存压力下放缓增长，而用于对冲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难以持续维持高增长态势。从产业层面看，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工业增长乏力。工业发展面临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偏低、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传统工业基地断崖式衰退等中长期问题将成为工业恢复中高速增长的羁绊。

中国经济在需求侧表现出的下行压力事实上是由于供给侧长期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重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

 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解决技术和商业模式协同创新问题，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传统的创新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从技术特点与性能出发，探寻产品的应用前景进而挖掘产品的市场价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单纯的技术创新无法给企业乃至产业带来持续的、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为产业创新实现提供必要的保障。从消费者的角度设计企业的盈利机制，注重用户体验，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获取自身的价值。技术创新决定具有竞争力产品的出现，商业模式创新决定产品价值转化为企业价值。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协同创新，统筹资源与市场，提升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解决资源、金融、制度错配问题，以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制度设计带来的市场分割等问题是造成效率损失和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合理的配置资源，不仅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充分流动，而且对于降低改革成本、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

三是解决中国品牌升级转型问题，以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经济要素，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全球市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竞争。从“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来看，我国企业具备了产量优势，我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在我国出口的商品中，90%以上是贴牌产品，能为众多世界级众多品牌做代工说明我国产品也具备了一定的品质优势。

然而，依靠资源、资金和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产量优势并未改变我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始终徘徊在“微笑曲线”底部的局面，关键原因就是我们缺失品牌竞争力优势。2015年度《世界品牌500强》评价结果显示，从品牌数量的国家分布看，美国拥有228席，占比45.6%，我国有31个品牌入选，占比6.2%，相对于13亿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显然我们还属于“产品大国、品牌小国”。

品牌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更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通过品牌建设，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实现由规模扩张向追求质量效益，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转变。依靠品牌经济，增强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成为当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节点，全球经济也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夜。“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计划”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在经济转型升级期，把品牌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对企业品牌建设的推动作用，科学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品牌战略发展目标，通过政策的杠杆调节作用激励企业进行品牌建设，树立中国品牌的国家形象。

中国品牌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创新。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任何品牌都要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经典品牌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产品品质、管理方式、营销方式、现代企业制度等各个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底蕴, 将这种文化与品牌观念相结合，并将这种品牌理念有效地融入到企业理念中去, 通过理念不断提升企业品牌。创新程度如何，决定了一个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品牌的兴衰。因此，品牌转型升级要把创新作为培育品牌的关键要素，把品牌价值作为衡量创新成效的重要标准。